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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青年教師月入不足5000 有人做微商(圖)

發布時間:2019-06-19 10:03:12 已有: 人閱讀

  學歷高、視野開闊且思想活躍,是大學教師群體中的重要部分,是教學與科研工作的生力軍,渴望在國家富強、民族振興中實現個人價值,被寄予承載高校乃至國家、民族未來的厚望,但伴隨這些“高、大、上”的標簽,“壓力山大”、困惑不解也隨之而來,“青椒”成了網絡戲稱占據高校大半壁江山的青年教師的代名詞。

  科研經費難覓、職稱晉升通道擁堵、教學評估難測、生活壓力大……這些成長中的“囧像”讓象牙塔內的青年教師屢見各類媒體。這些困頓是讓“青椒”們腳步趔趄、心生乏意,還是讓他們坐著“冷板凳”不忘初心,依然憧憬“詩和遠方”?

  為此,記者走進遼寧部分高校,走進青年教師群體,還原“青椒”們的真實工作生活狀態,感受他們的酸甜苦辣,探尋如何強化他們的職業自信,以及作為學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,讓文教薪火世代相傳。

  “學院一些有名的教授,今天給這個企業上上課,明天給那個公司搞個培訓,一年下來就夠我們掙幾年的,很多教學工作都壓在我們新人身上。”遼寧某高校的青年教師賈茹也有同感。這學期,他上3門課程,同時還兼一個班的輔導員,周一到周五,他的課被安排得滿滿當當。

  2013年,29歲的齊平從上海一所高校博士畢業,來到遼寧某大學。從農村孩子到博士畢業,再到大學任教,小齊老師覺得自己非常幸運。

  “本科到博士我的專業都是統計學,剛工作那會兒,總覺得渾身有使不完的勁,自己的所學終于可以好好傳授給學生了。”那時候,他帶3個班的課,還兼學院輔導員。為了把枯燥的統計課講得生動有趣,他使出渾身解數,泡圖書館、做課件、下視頻,并把課堂內容與有趣的故事、社會熱點相結合。年終學生打分,他位居前列。

  然而在申報副高職稱的時候,現實卻給了他重重一擊。“表格里面對發表論文數量、是否核心期刊以及申報課題級別如何考評加分都有嚴格的規定,而對教學情況卻沒怎么提及。”

  春節聚會的時候,一位已在數學系當了5年講師的老鄉的一席話讓他“茅塞頓開”:“只要你上課別出啥事故,年終考試給學生出點簡單的試卷,別讓他們掛科,課上得好不好并無多大影響。平時咱們這些老師是泡圖書館、做實驗,可人家都是在搞自己的課題。”

  “教學工作雖然不難完成,但是耗費精力和時間,為了上好一節課,可能得花費3天甚至一周的時間來備課。現在給學生上課就是個良心活,大家心里都清楚,最和自己切身利益和前途掛鉤的就是職稱。現在上一堂課也就20多塊錢,很多人就把教學當作副業,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文、拿課題、評職稱上,這也是一些青年教師私底下所說的生存法則。”遼寧某高校31歲的高老師坦言。

  “今年春節我沒有回家,和爸媽撒謊說去國外參加學術會議了。”32歲的小何老師老家在河南,目前在沈陽一家高校中文系教書,已步入大齡的她,目前仍然單身。

  “回去過年就怕親戚鄰居問這問那,更怕父母催婚。我讀完博士就已經30歲了,又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,怎么都得耽誤個一兩年,現在女博士學歷高,交際面也窄,所以也就成了大齡‘剩女’。”

  大連某高校青年教師曲成新2015年博士畢業來到該校工作。妻子目前還在北京讀博,孩子剛剛3歲,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,“我爸媽都是農民,他們拿出了全部積蓄、四處借錢幫我湊齊了購房首付款,現在生活支出加上房貸,每月的花費近8000元。”小曲在學校外邊找了個兼職,掙錢貼補家用。

  “現在的青年教師,哪一個不是讀了20余年的書才到高校的?可是一旦到了高校,除了工作壓力外,結婚生子、購房買車等,都壓得人喘不過氣來。”大連某高校的教師蕭明忍不住倒起了苦水。“細細算來,現在每個月我所有工資補貼加在一起不過5000元,學校周邊的房價已漲到每平方米1.4萬元。一些有商業頭腦的青年教師,有的在民辦培訓機構做兼職,有的開起了淘寶店、做起了微商,然后讓學生幫忙打理和推銷,還冠以勤工儉學和大學生創業的名義。年輕老師一旦選擇這條路,還談什么學術呢?”

  記者約曲成新訪談時,正趕上他在整理各種,餐飲、住宿、打車、購物等,各式忙了一下午。“目前我最苦惱的是報銷科研經費,不過這個問題不是我一個人面對的。文科方面的科研經費一般都是1萬元到20萬元之間,很多文科項目需要的物質設備少,卻極消耗腦力,現在項目結項管理越來越嚴,每做完一個項目都要脫一層皮,一想到報賬的繁瑣嚴苛就渾身不自在。”

  “我們那個博士班的同學找工作,首先不是看學校的名氣,而是看哪個學校給的安家費高,哪個學校能夠提供住房。”剛剛在遼寧某地級市找到工作的秦中告訴記者,來到這里,學校兌現了承諾: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和10萬元科研啟動經費。“你也可以說我勢利,但是我都34歲了,還要成家立業、結婚生子,實在是沒有辦法。”與他同期畢業的10位博士,7位都去了三線城市。

  “剛擇業時,看到身邊一些同學留在了北京,心里也默默發誓,都讀到博士了,一定要留在這里。”可擇業過程中的一次次碰壁,讓今年34歲的山東人張軍逐漸清醒下來,“想留北京,重點院校基本沒戲,人家不是要‘海歸’,就是要求有北京戶口或者是學術帶頭人,去一般院校頂多做個輔導員,心里有些不甘。現在我在沈陽一個月工資基本能買一平方米房子,愛人在這里也找到了工作,非常慶幸自己當初的選擇。”張軍如今在沈陽某211院校土木工程學院工作。

  今年寒假小張老師帶著家人去了趟上海,“這期間我拜訪了一個在這里工作的同學,他們夫妻也都是農村的,留在上海工作后傾盡兩家的積蓄買了一套面積約60平方米的房子。那個樓是1980年建的,略顯破舊,結構也不合理,父母來時就在客廳放一張折疊床。他們兩人每天都在學校,很晚才能回家,35歲了還沒要孩子。”

  吳鯤鵬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“青椒”面臨的困境。他來自河南農村,上博士之前已經結婚,愛人在老家。“現在讀博士的,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,像我那一屆,183個博士,有103個都有孩子和工作。”

  博士畢業時,他放棄了留在北京的打算,選擇了杭州的一所學校。然而剛在學校工作兩個月,他就感受到巨大壓力,“自己每月的工資只有四五千元,愛人無法在這里找到合適的工作,即使找到一份待遇很低的工作,孩子也無法照顧。”

  “我的一個同學也在杭州一所高校工作。他老家在江西農村,還要補貼父母,為了多賺點錢,超負荷工作,教了很多課,也申報了很多課題,3年后積勞成疾,這件事對我刺激極大。”小吳老師決定離開杭州,來到了遼寧南部的一所二本院校,兩年后,他用學校的各種補貼和優惠政策購買了一套將近160平方米的房子,給自己布置了一個大大的書房。

  “沒有了生活的壓力,我的心情也漸漸平復,能安心讀書了。”畢業不到5年他就評上副教授,還獲批一項國家社科基金和一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,僅在核心期刊就發表了20余篇文章。

  談到這5年“逃離”一、二線城市回到小城市的經歷,小吳老師感覺還比較滿意。“對于那些仍然在一、二線城市高校和科研部門苦苦打拼的青年教師,我深切理解他們的艱辛和訴求。現在傳播技術如此發達,不管在哪里都能便利地獲取各種學術資訊。也許他們可以走一條迂回的道路,先到一個壓力小的地方把生活安頓好,把身心調整好,等經濟和學術上都有積累之后再嘗試回到一、二線城市重點大學。在二本院校,學術平臺的影響力、工作單位的知名度確實影響項目的申請和成果的發表,這是到三、四線城市二本院校必須付出的代價。但只要足夠努力,這些困難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。”

  清晨,遼寧某體育院校的喬老師一大早把4歲大的女兒送到幼兒園,然后趕到學校上課。上課之余,他還要抽出時間帶半身不遂的父親去做康復。“這點生活壓力對我來說不算啥,都可以克服。真正的壓力來自學校,比如科研、課題和晉升職稱那些事兒。”

  喬老師說,現在學校采取的都是“定員定編”,“一個蘿卜一個坑”,也就是說關于崗位和職稱都是限定好名額的。比如他們教研室,假設有3個副高指標限額,如果名額滿了,無論青年教師多優秀,都難有晉級機會。

  “如果每天只圍繞著教學和科研做事我會很快樂的。”喬老師對于“單純”的高校充滿向往,“但各種評估、各種考核擾亂了我的工作和我的心。”從申請課題到報銷課題經費,從寫作到聯系出版,科研得跟著程序跑,讓教師們無法淡定。不少時候,各種評估、考核、完成課題、出書的終點只有一個——評職稱。

  青年教師必須面對的現實是,高校高級職稱有一定的比例限制,經過多年職稱評審,名額已基本飽和,只有等待老教師退休,空出若干名額。僧多粥少,競爭激烈,希望與失落,在年復一年的努力中循環往復。

  目前,多數大學規定博士生畢業進大學工作后先當講師,3年后可申請副教授,而實際上很多高校講師晉升副教授的年限在4至6年之間;晉級副教授5年后可申請教授,而7至9年后才晉級的也大有人在。

  “我們這個學校,現在助教、講師有400多人,學校每年還要招收50多名青年教師,而學校每年獲得副教授職稱的老師不到20人。”遼寧中部一所高校的副校長有些無奈。

  “每個學期開始,學校人事處、科研處都會下文件、開會,強調科研、論文、課題的重要性。在我們這里,你如果要想評副高,必須有1部專著、3篇全國核心期刊論文,同時還要承擔省部級及以上教學科研項目兩項。”在沈陽某高校工作了3年的教師余啟明說。

  “年輕教師申請課題中標率太低。課題申請一般都會看申報者承擔過哪一級的課題,那些默默無聞、白紙一張的年輕人很難入評委的法眼。自己拉不來課題,只能跟著老先生們做。盡管可能活干了不少,但發表論文時署名排在最后一個,因此獎勵和排名總是靠后。”剛剛完成一個省級課題的青年教師李洋心有不甘。

  小的電腦里,存著每一年學校發布的職稱文件,“每年我們學校評定職稱的申報條件都有變化,以前要求論文3篇,現在則要求5篇,其中3篇需要發在核心刊物;以前學校要求有課題即可,如今則要求必須有省級課題,甚至是國家級課題。學校晉升職稱的標準越來越細,越來越嚴,這其實是個表象,名額就那么多,要求卻越來越高,只能讓老師們想盡各種辦法,這也導致一些學術不端行為時有發生。”

  “指標細化了,標準嚴格了,這樣才能夠保證學校的學術研究成果在省里或者全國有位置,然而這樣‘唯GDP主義’逼出來的早出活兒、快出活兒、多出活兒,真正的學術價值又有多少呢?又有多少老師背離了最初的專業和愛好,為了完成指標才去搞研究的呢?”遼寧某大學一位已退休的副校長這樣感嘆。

  辦公桌上,幾本與他專業并不相關的專業書籍橫七豎八地躺在那里。其中一本名為《催化裂化裝置操作工》。“這是為外地一家公司做煉油生產過程全局協同優化運行的課題項目。研究這些課題項目,就要了解運行原理和操作流程,要不斷豐富自身的知識儲備。”丁老師說。

  丁進良,東北大學流程工業綜合自動化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、博導,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。出生于1976年的丁進良笑稱自己到了不惑之年,再說“青椒”有幾分“裝嫩”。

  “通常副教授要5年才有資格評教授,而我3年就破格評上了。”在大多數人眼中,丁老師是名副其實的青年才俊。但丁進良卻毫不諱言,自己也曾經歷過不少困惑和苦惱。

  “2004年碩士畢業時,導師柴天佑院士找我談話,認為我該走學術之路。那時,也有幾家單位想要我,工資有六七千元。可我當時并沒多想,按照導師的意見留校了。”

  1500元,拿到第一個月工資,丁進良傻眼了。“幸好吃住都在學校,學校提供青年公寓,一室一廳30多平方米。”留校后,丁進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科研上,沒辦婚禮,沒有蜜月旅行。

  “2010年,我的工資才3000多元。到了2011年,提了副教授,一下漲到5000多元,我當時就震驚了。”丁進良說,直到2011年,他才有了小寶寶,之所以這么晚才要,主要還是住房、收入、時間都很緊張。

  與丁老師談起“青椒”的現狀和未來,“堅持”是他使用最多的詞匯,“只要堅持不懈,終能厚積薄發。”

  丁進良說,畢業留校后的年間,他總是比人家“慢半拍”。“單單完成博士學位,我就用了7年的時間。”進現場、泡實驗室、跟著項目走,博士期間,他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度過的。和別人相比,他沒有時間寫論文,看著別人博士學位順利拿到,自己也免不了著急沮喪。但正是由于不斷地實踐操作,所有的蟄伏和積累最終都轉化為了科研成果。

  東北大學校長趙繼說,高校青年教師更看重的是“今天的機會和明天的希望”。“對于青年教師,需要事業發展平臺和上升機會、渠道,以及職稱的發展空間。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評價環境和發展環境,平等競爭的環境。”

  趙繼說,東北大學設立青年教師VIP通道,青年教師可以通過第三方評審,直接由助教或講師升到教授。“這個也不是年年有,前年我們評了一次,評出學術方面青年教授10名,教學方面的2名,年齡最小的不到30歲。”

  沈陽師范大學校長林群也認為,青年教師的狀態決定了高校未來的走向,高校管理者要從積極培養、大膽使用、關心生活三個方面,關注青年教師的發展。

  “高校管理者過去習慣的培養方式是以工作為中心,一切都講奉獻和犧牲,關心個體特點相對少一些。”林群說,這樣的管理方式顯然是不全面的,“究其原因,主要在于管理者過于從管理角度看問題,缺乏人文關懷。”

  多把尺子量老師“教課任務重,實際收益低,長此以往,青年教師就會對教學失去熱情。”沈陽師范大學教務處處長劉天華說,“其實,早在幾年前我們就關注這些問題了。”

  “多把尺子量老師”,是劉天華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。“憑上課能不能評上教授?對于課題少、科研項目少,但是教學上突出的青年教師,我們確實應該予以一些傾斜,讓他們在研究優質課程的同時也能受益。”

  再過一兩個星期,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王力春副教授職稱就能“落地”了。雖已過不惑之年,但是王老師的晉升之路頗為曲折。王老師當年所學的是計算機專業,但他憑借對古代文學的熱愛和深厚的功底,并經過苦讀拿到文學博士,教起了古代文學。王老師調侃自己是一枚“奇葩”。

  但是學生不這樣認為,每逢王老師的古代文學課,教室里都座無虛席。學生喜歡王老師的上課風格,“王老師穿著大褂,拿著扇子,頗有點羽扇綸巾的感覺,特有范兒。再加上王老師講課總是娓娓道來,有嚼頭,有故事,讓人過耳不忘。”上過王老師課的學生感慨,能遇到王老師是他們學生時代的幸運。

  雖然王老師的課上得好,但是畢竟是“半路出家”,他的弱項是科研能力和寫論文,“如果在別的學校,可能評職稱就有困難了”,正是由于沈師大優秀教師的加分機制,讓王老師獲得破格提拔。

  林群說,青年教師能力各有千秋,有的擅長講課,有的擅長科研,千差萬別,就應有不同的評價體系。“像我們這樣的非重點大學,青年教師能做到科研、教學二者兼有實屬鳳毛麟角,要讓他們在擅長的領域中發揮到極致。”

  對于傳統觀念認為大學教師的第一任務是“站好講臺,把課教好”,林群則認為,實踐證明,這恰恰不是年輕人的強項——他們一直在讀書做課題,是被灌輸者,大多沒經過系統性的教學訓練。

  “青年教師的優勢是他們的年齡,這個階段正是思想最活躍、創作力旺盛、具有創新意識和靈感的時期。”鼓勵青年教師做學術和科學研究,是林群在沈師大推行的又一舉措。“青年教師剛剛走出學校,繼續做科研、搞課題是順勢而為,一旦教學任務過重,恐怕會將青年教師架構起來的知識體系壓垮,極有可能教學沒搞好,原本扎實的基本功也都荒廢了。”

  為此,沈師大設立了科研、課題以及項目的獎勵基金。“這樣,一碗水端平,有利于學校老師間良性競爭。”林群說,最后獲得這些獎勵基金的70%是青年教師,這不僅增強了他們的信心,也極大地緩解了他們的生活壓力。

  對待“青椒”,不僅要解困,更要暖心——許多受訪者表示,壓任務、上擔子前要先為“青椒”解除后顧之憂,創造可以讓其積蓄力量的環境。

  趙繼坦言,許多青年教師多年苦讀,一出校門就面臨結婚、生子、買房三大難題,生活成本高,生活節奏快,競爭壓力大。作為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群體,他們更需要的是“體面”的生活,渴望實現個人價值并得到社會認可;需要的不是簡單的解決溫飽,更多的是精神層面上的認可。

  不少人認為,同社會其他行業收入比較,青年教師并非慘不忍睹。雖說薪水不是很高,但有象征資本,比如說象牙塔內知識分子這個光環,就羨煞旁人。但在功利主義的喧囂中,理想與現實的落差,正是一些青年教師感到壓抑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  購置住房,提供安家費,在收入政策上向“青椒”予以傾斜,這些實打實的“民生工程”許多大學都在做,而且有的也做出了經驗。

  “重點采取提高團隊參與度、開辟人才特區、資助專注于探索性研究的青年教師等舉措,著力打造一流的人才隊伍。”東北大學副校長王福利說。學校每年投入1600萬元專項經費,用于新教師科研啟動基金、重點項目培育基金和創新團隊培育基金。政策實施后,學校申請獲得自然科學基金的35歲以下青年教師占比大幅提升。

  “作為年輕人,壓力大點、多吃點苦并不是壞事,教學、科研、家庭等因素既是壓力,更是動力。”小徐雖是遼寧某民辦高校的老師,而且只是一名碩士,但對工作和生活卻積極樂觀,工作兩年多時間里,參與兩個省級課題,在核心期刊上發表過4篇文章,還被評為學校“青年教學能手”。“我們學校那些有名的教授不都是從青年教師走過來的嘛,不能只看到人家現在風光的時候,他們全是憑借吃苦奮斗才有今天的,一想到這些,我也就能踏踏實實搞教學、做科研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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